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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119厂郭俊毅口述: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

2019-07-07来源:炊烟美食

建国初期,中国和苏联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关系,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,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支援新中国的工业建设。沈阳在这方面最为突出,苏联援建了很多大型企业,派驻了大批专家。那是一段令人欣喜的蜜月时光,虽然短暂,却让沈阳119厂(后叫航天沈阳新乐厂)原副厂长郭俊毅久久难忘。他翻着泛黄的老相册,跟我们讲起与苏联专家相处的那些往事。

沈阳119厂郭俊毅口述: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

口述人郭俊毅

派赴苏联

1959年,我们厂要研制生产新产品,工艺很复杂,特别是装配和特殊加工工艺,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。当时也有苏联专家,但是不能完全靠他们,而且有些苏联专家对我们并不十分友好,我们也看出来了。组织上选了五个人,派去苏联学习,其中就有我。我当时是厂里面产品试验和总装两个车间的副主任,其他的同事有搞工艺的。全厂几千人,选中我们,说明我们是厂里面最优秀的。我写信给大姐说,我能有今天,都是读书的结果。母亲要是活着一定也会高兴的,她的儿子有出息了。

沈阳119厂郭俊毅口述: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

郭俊毅(左二)与同事们在列宁格勒街头合影。本文图均为 郭俊毅 提供

跟我们一起去的人当中,有一个是老厂长谢绍明(曾任沈阳新乐电工厂厂长)的夫人。谢厂长的父亲是谢子长,陕北的老革命。谢绍明早年就留学苏联,他的爱人是中苏混血,俄语非常好,她也跟我们一起去苏联学习,给我们做翻译。

出国前要讲一些注意事项,比如跳舞啦,饮食啦,吃饭的时候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等等。到了苏联也要注意纪律,注意保密,不能随便乱说话。临走前我们还发了服装费,做了几身新衣服。

苏联印象

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,软卧铺,坐了七天七夜,然后又坐了一天一夜到列宁格勒。七天的火车生活,太累了!我们先到了列宁格勒,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,当时是苏联第二大城市,后来又去了莫斯科。我们在苏联待了一年多,基本上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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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俊毅(右2)与同事们在莫斯科街头合影。

我对苏联的印象很不错,城市非常干净,道路房屋都很漂亮,我感觉我们的城市不如他们,尤其是建筑,他们的建筑在沙皇俄国时代就比我们要好,我们那时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。

马路上、广场上,青年男女之间拥抱亲吻很常见。我们觉得很好笑,这种事情怎么在马路上搞呢?你们应该回到家里面去吗?在外面搞多不好啊。

苏联气候还可以适应,没有什么不习惯的。列宁格勒距离芬兰很近,处于北极圈,有一段时间没有太阳,基本上都要靠电灯照明。

学习生活

苏联人当时中专毕业的很多,反倒大学毕业的不多。我们在苏联学习的时候,老师没有高级老师一说。我的苏联辅导老师很聪明,当时,苏联人对我们有特殊的照顾,每个周六都有舞会。我们推说有事不去参加,他们嘲笑我们是傻瓜,不会跳舞。但是,我们是有任务的,我们回国以后要独当一面,要当中国专家。

沈阳119厂郭俊毅口述: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

苏联专家在讲授核反应堆原理。

我们学习的地方主要在工厂里,产品并不复杂,产品原理、特性、操作都要掌握,更要掌握试验的设备。我在南昌航空技校的时候选修的是航空仪表专业,所以对这些都能掌握。回去以后我们就要负责产品生产,如果发生问题,只有去过苏联学习的人才能解决。

到老师家做客

我的辅导老师也是国家中心实验室技术副主任,是技术权威,名字叫阿斯特申科,他是苏共党员,当时有四十多岁。他待我们特别好,彼此之间合作非常愉快。他教给我们的东西跟工人教的完全不一样,我对中心实验室的业务很快完全熟悉了。那时我送给他一幅杭州出产的丝织品风景画,他觉得很宝贵。

有一次,他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,饭菜非常丰盛,我们也送了礼品。我们的俄文水平不高,只好请厂长夫人一道去。她俄文讲得跟苏联人一样,他们听出来了,就问:“她是中国人吗?”我们不敢讲她是混血,也不敢说她是厂长夫人。

沈阳119厂郭俊毅口述: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

欢送会上,中方学员向苏联专家赠送锦旗。

这位老师的老岳父很厉害,来过沈阳,曾经担任过苏军驻东北的司令官。他说,“我去过中国奉天,奉天是过去的说法,现在叫沈阳……我到奉天的时候,已经是后期了。你们沈阳没有高楼,最高的楼房就是三层。”他还说:“我们苏联红军为了解放东北做出了很大的牺牲,中苏友谊是用鲜血换来的。”他还对他的女婿说,“对中国人要友好。一定要把中国人教会教好。”那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,可是他还讲这些话。

这位老师的确手把手地教给我们,他做得很好。他跟我们说,他以后或许会来沈阳工作。我们119厂早就有苏联专家,他要是来的话,一定会到119厂的,我也希望他能来。

沈阳119厂郭俊毅口述: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

郭俊毅带着苏联同事赠送的照相机在地铁站留影。

我们离开学习的工厂都受到热烈欢送,苏联人很讲情义,大家跳舞。要走的时候,一个车间的苏联同事还送给我一架相机。

苏联专家的工作

119厂的苏联专家来往很频繁,在我的部门有两名,整个工厂有十多名。

我的老师阿斯特申科是工艺专家,是厂子里面技术上位置很高的人,他回国后任列宁格勒仪表学院的教授,主要负责产品的破坏性试验,出了问题都是他负责。技术上,实际上是一长制,厂长说了算,苏联专家只是提建议。

苏联专家当时住在三经街的“安乐窝”(注:苏联驻沈阳领事馆,“文革”期间曾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展示场所,民间俗称“安乐窝”。现为沈阳迎宾馆。),那里是外国专家招待所,车接车送。中国政府很照顾他们,可以带夫人来,一起住。但他们没有带孩子来,很自觉,都留在国内。他们都吃西餐,当时国内自然灾害,中国人都吃不饱,给苏联专家供应的伙食非常好。那时普通工人拿三四十块钱,我拿六七十块钱,苏联专家比我的工资要高很多。

厂里从苏联进来一批测试设备,大概有十来台,很贵,一台要好几万呢。当时我们能自己做这些设备,但那时候刚开始干,有点神秘感,不敢自己轻易去做,到时候不好使不行啊。

货到了后通知我,我告诉了阿斯特申科。他说:“好,明天礼拜天,我来加班。”同时他还提出,加班的事不能让另一个专家知道,免得有误会。他的意思是,我们购买的设备很贵呀!我要帮你验验,我们从来没加过班干活,让其他专家知道不好解释。我说:“我的天,真贵呀!一台都上万。”他说:“我知道这些设备,上千块就可以。我去,一台一台给你检查,一台一台都给你通电试验。”

当时中苏已经发生矛盾了,苏联专家也去听传达文件,负面的东西跟他们讲了。但中苏之间有协议,要帮助中国发展导弹技术、航空技术。所以,阿斯特申科依然帮助我们。我们两个人上了装配大楼,那时候六层楼,没有电梯,他爬上来爬下去,很让我感动。我说:“真谢谢你呀,你对我们中国还是那么关心支持。”他说:“应该的,我们的本分。”

关系破裂

1960年以后,中苏关系逐渐破裂,矛盾激化。有一天,我们在112厂文化宫开大会,参加会议的有112厂和119厂的党员、干部、技术人员。大会内容是传达毛主席的讲话。

毛主席的讲话很简短,他说得很风趣。他说,洋拐棍迟早是要扔掉的,扔掉了不一定就是坏事。但是,要注意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破坏图纸、资料。我们要自力更生,奋发图强,尽快把产品搞出来……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原话,我牢牢地记住了。

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,马上就想到,我们厂里面也有好几个苏联专家呢。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就有两个人。我去苏联的时候,他们还接待过我。后来我们在一起搞一个产品,叫电容式油量表。飞机上要用油,怎么测量油的使用情况呢,要通过仪表测量,很复杂的。

中苏关系好的时候,我们跟苏联签订了合作协议。后来有了矛盾,关系公开破裂,矛盾进一步恶化。我们有一个同志,他在自己的行李中携带批评苏联的文章“九评”等等,被苏联边检发现,苏联方面马上就把他扣留起来,并且驱逐出境。后来,我的老师还提起这件事,说:“你的同事对苏联不友好。”

破坏资料

和我一起工作的两个苏联专家,一个是我的老师,这个人很好,对中国很友好。另外一个,就不好了,他是工艺专家,苏共党员,就是他破坏资料。

情况是这样的,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,警惕性马上提高了,我想,我们的资料千万不要被人给破坏掉。那个专家,他借了一本资料,那是一本俄文原版的资料,叫生产说明书,里面什么都有,非常详细,什么技术指标,工艺流程等等都有。那个苏联专家把资料借去当天没有还。

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苏联专家的隔壁,我看到有两个翻译从我的门口走过去,我就问:“你们干什么去?”他们说:“苏联专家要我们去借原文资料。”我心想,情况不太好,因为头一天已经知道他借来原文资料没有还,怎么还要借。这里面不对劲呀!我马上来到苏联专家的办公室门前,平时都要敲门,因为情况紧急,我也没有敲门,直接推门就进去了。我看见他正在用刀片割原文资料上面的数据。他在破坏资料,刀片还在桌子上面。他当时有点不好意思,但是还不承认。他拉开办公桌的大抽屉,把桌子上面的资料、刀片一下子都放进去了。我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,我说我来找翻译。然后我就用他办公室茶几上摆放着的电话,打给资料室,让翻译听电话。这个专家不懂中文,我告诉那两个翻译赶快回来,不要离开苏联专家这里,其他没有多说。苏联专家也不知道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。翻译回来后,我对他们说:“你们不要慌,苏联专家在原文资料上面动手脚,你们不要离开现场,我去厂里面汇报,我负责处理这件事。”

初试身手

1960年后,中苏矛盾公开化了,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,我们也举办活动欢送他们。苏联专家走了以后,研制产品的任务就都落在我们肩上了。

我很快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。厂里要我设计一个大型自控高低温设备,有两米多高。厂里面从来没有人干过这项工作,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设计项目。老厂长谢绍明找到我,说:“别人都干不了,小郭你去吧。你最起码看过用过。”我就去了,到第四设计院,那是中国专门设计高低温自动调节大型设备的单位。我其实也没有搞过这样的设计,因为在苏联操作过,知道这个产品的性能和技术要求,只有我来干最合适。我跟第四设计院主管设计的领导说,“我们是老乡啊,你可要帮帮我啊!我是一个新兵,是谢厂长要我来的。”这位领导也是上海人。他说:“你还需要别人帮助吗?你肯定行的!”他给我找了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,弄了一张桌子,我就开始设计了。当时我还在119厂里面找了一个上海老乡,做我的助手,他制图比较好,也是老专业技术人员,最后我们合作成功了。

老厂长他点名点对了,我在苏联用过这种设备,所以设计的非常顺利,不是吹牛,真的没有人能够比我设计得更好。后来,我调到另外的一个工厂,看到厂里设备图纸上面有我的签字。一些工人就说,“这个产品是郭厂长亲自设计的啊!”因为有了知识,我就什么都不怕,我在学校里、在苏联学习过的知识,都派上了用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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